内容提要 现今的中国企业,绝大多数是家族企业,普遍遇到职业经理瓶颈。民营企业不能成功地引进职业经理,是妨害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的瓶颈。这一问题,学术界称为企业理论中的“两权分离”问题。目前有关学术界的主流话语,就是萨义德所称的非西方国家学术界普遍存在的“失语状态”--拿着西方的理论,说中国的事情。 “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本书尝试用中国的话语说中国人的事情,立足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解释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问题,基于历史演化的视角来审视现代企业管理的困局,引领读者探究当代家族企业职业经理制度困局的深层原因;从管理实践的精髓入手,解读管理在现今企业和未来企业中的运用,对组织、政府、企业等均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后记 这是一本篇幅很小的书,区区不过21万字,却有这么大的跨度,从当代说到古代,从中国大陆扯到中国台湾,又从中国说到外国;牵扯到的学科领域,也从经济学蔓延到社会学、法学、历史、宗教、哲学伦理。 其实全书所讲的只有一个话题:应该找到一种什么样的公司治理模式,来跨越横亘在当代中国民企中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任鸿沟。对这个话题,我想阐明的其实只有三句话。第一,公司治理表面上是一个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外国的公司治理模式不可复制,因为有形的制度好学,无形的文化信仰难追。第二,实际上中国古代有深厚的公司治理传统,并且早已实现从家族主义向经理主义的跨越,解决“股东-经理”信任问题的秘诀就埋藏在我们的传统里。第三,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成为企业竞争力核心的时代环境下,中国台湾的高科技企业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已经实现了公司治理的中国式突围,为中国大陆的公司治理迷局提供了新时代的榜样。 公司治理问题本来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大热门,无论中外,有关的研究文献都可谓汗牛充栋,一辈子都看不完。而且,作为一个从事研究工作20多年的学者,我也深知“术业有专攻”的道理,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之间跳来跳去实在是一种风险,很容易犯浅薄轻浮、跳跃式思维、挂一漏万、到处硬伤的毛病。但同样是20多年越来越深入地研究这个专题的经历,使我深深地感到,如果限于特定的学科门户、画地为牢,很难把我们的问题探究清楚。 记得我最早接触公司治理问题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中国刚刚创建股市,股份制改革成为热点,特别是准备上市的国有企业如何实现两权分立,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是热点中的热点。结果一些留学归国的经济学者大肆鼓吹美式的公司治理,他们引用据说是美国经济学家研究的结论,将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总结为一个“用脚投票机制”,也就是股东用市场力量来实现对职业经理人的制衡。直到大约10年之后,我们才逐渐明白,经济学家的这个解释实际上只说了美式公司治理机制的一半,而另一半是法学家所熟悉的--公开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有关的法律规章和惩罚。但是,经济学家与法学家之间就是这样画地为牢,各说各话,很少互通声气。 中国经济的主体本是民营企业。30年来,民营企业从小到大逐渐发育成长,也不断面临着成长的烦恼。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期间,民营企业股权纠纷不断;到了2000年以后,企业扩张和家族继承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股东与职业经理人的信任鸿沟,又成为越来越严峻的问题。这本来是当代中国公司治理最现实的研究课题,但经济学家们却高高在上,不肯屈尊,成日耍弄着外国学来的几个模型,张口美国,闭口美国,自以为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论文发表了一大堆,却很少是和中国企业现实有关系的。如果有肯研究中国家族企业问题的,也往往被视为边缘人,好像研究者和其所研究的课题一样变得低等了。 反倒是社会学界,总有人成日钻在小企业堆里搞田野调查,家族主义啊、关系学啊、差序格局说啦,搞得“不亦说乎”。你要是问经济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怎么回事?大概十个有八个不知道。但是真正跨进了社会学我们才知道,不懂得差序格局怎么回事,研究中国的公司治理基本等于在门外瞎晃荡。 即使在经济学内部,也是隔阂甚多,起码研究当代的与研究古代的就老死不相往来。研究现、当代的经济学家从美国学者那里听说中国企业都是家族主义小企业,这是儒家文化的种子种下的,注定不能实现两权分离,于是他们也就跟着说,完全不知道经济史家早就发现了中国传统商号已经实现了两权分离。现在大家都知道晋商的经理制度如何严整了,怎么知道的?多半是从小说、电视上知道的。事情就是这么滑稽。 说经济学家不研究中国现实是冤枉他们了,但是他们的现实研究基本上等同于压模子,就好像打月饼一样,抓过来一个面团,拿个模子一卡,“咔嚓”,一块月饼就出来了。经济学家手中的模子就是西方的模型,面团就是鲜活的企业。不过如此说来,他们的工作还不如打月饼。用模子打月饼,毕竟保持了月饼的内涵不变,但是用西方模型解构之后的企业现实,连原来的有机结构都给拆散掉了,只剩下一堆毫无人味的数据。 对西方理念模式的崇拜,显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民族100多年来的情节。“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可是学者的天职就是辨别是非,不拨开西方话语霸权的迷雾,怎好见到中国的彩虹!于是,为了探究怎样走中国自己的路,你还得先证明中国应该走自己的路。为此,你又不得不花大力气先去证明西方的路是走不通的。事情明明越扯越远,但却又无可奈何。实际上,在本书中,关于当代世界三个公司治理模式的文化根源,我只对日本模式有相对深入的研究,而对于美国模式和德国模式的文化渊源,只能根据前人一些并不直接相干、但却有很大关联性的研究成果,做大胆的推断,有很多地方,思维难免是跳跃性的。我多么希望找到更多、更有力的研究成果来支持我啊,或许是我太不合群了。 所以,从各学科专家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内容也许是偏颇的、充满跳跃性思维的。但是,我将这些从不同专业掠来的知识勾连在一起,足以拼成一个专家们或许从没想过的思路。 学者的任务,根本上还是解决现实问题,“问题意识”应该足以弭平学科分野。如果本书能够给实践中的企业家、经理人们一点思想的启示和全新的视角,就算了却笔者的一桩心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