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抗战时期的戏剧理论批评，过去在一些现代文学史、戏剧史的著作中多有涉及，但作专题研究者不多。而这一时期，中国的文化思潮、文学与戏剧的发展趋势，均有很大变化。由于民族矛盾上升，在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总趋势下，古—今—中—外的关系都有许多复杂而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直接涉及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化之现代化道路的评价与反思。这些问题均在抗战时期的戏剧理论批评中表现出来了。 丁芳芳的这部专著抓住了我国抗日时期历史文化变动的总趋势、总特点，对1931—1945年戏剧理论批评的一些重要“事件”和“观点”，结合作家、作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 在这个梳理中，她不是仅仅“摆事实”，而是以现实主义为总视角来“讲道理”。她抓住了戏剧学的“人学”定位，以现代启蒙主义的文化立场，强调了现实主义戏剧的三个现代价值：写人、写生活真实、对先进文化的开放姿态。而这三点，恰是我国现代戏剧在“革命”时代经常被忽视、淡化和歪曲了的。极“左”思维的影响往往使戏剧成为政治工具，“反人”“去真”“宣扬民族主义”，拒绝先进文化，使现实主义走向单一化，贫困化。丁芳芳的论点恰恰抓住了这些关键，以“现代”的文化立场，捍卫了“五四”新文化的启蒙主义传统。此论点对当前中国戏剧的健康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是为序。 董 健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 前?言 本书为抗战戏剧研究专著，是作者在查证大量一手史料的基础上，对抗战戏剧发展中的一些重要现象所做的研究分析。全书分为上下两辑，上辑为“抗战戏剧实践研究”，下辑为“抗战戏剧理论研究”。 上辑主要从实践方面讨论抗战戏剧发展。抗战戏剧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空中，也因此成就了中国现代话剧发展的黄金时代，出现了诸多值得重视的戏剧现象，如抗战戏剧民族形式发展、抗战戏剧图书出版潮、抗战戏剧社会教育规划等。本书对以往抗战戏剧研究中有争议之处细加辨析，特别是以抗战时期国统区戏剧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阐明了战时国民政府戏剧社会教育规划，包括其理念、规划、行政体系构建及相关政令等，以及与此规划紧密相连的抗战戏剧发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抗战戏剧社教规划，极大地影响与推动了抗战戏剧文化的发展，如民族演剧形式探索，包括广场剧、街头剧、广播剧、情景剧等外来演剧形式迅速本土化，民族演剧形式蓬勃发展；戏剧的社会教育观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并深层融入报纸、图书、广播等公众传媒领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抗战时期戏剧图书出版潮，其中所折射出的民众的深层心理期待与社会舆论都非常值得重视，它们都与抗战戏剧艺术形式的发展有着内在而深刻的联系。 下辑主要论述了抗战时期一些重要的戏剧理论思潮，围绕抗战戏剧有关“人性”的理论张扬、“戏剧真实性”与“非真”倾向之理论冲突、抗战戏剧围绕“真实性”的理论冲突、拿来主义与抗战戏剧理论深化、拿来主义与戏剧民族形式论争等方面展开，特别是阐述了这些理论思潮变化之下的现实主义的深化问题。全书在廓清现实主义三个核心理念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与批判了抗战时期戏剧理论批评中所存在的“左倾”倾向。这种“左倾”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不承认人本价值，无视“真人”形象是作品能否具有感染力的关键，所创造出的只能是概念化、符号化的非人形象，失去了鲜活的艺术生命力。二、强调作品的现实针对性而无视其生活真实性，这必然会失去“五四”文学中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走向“瞒”和“骗”的文学。三、拒绝承认外来文化的先进性，表现出封闭、保守、狭隘的民族心态。 认真反思这段历史，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些理论倾向，同时更为清楚地认识到，现实主义的深化是一个相当曲折而复杂的过程；清除“左”的思想影响，从而高扬启蒙精神的大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们相信，重新观照这段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这是百年中国话剧留给我们的值得认真思索的思想财富。